面对那个如戴锦华所说已然成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42]的历史，众人以哀叹或陶醉的方式，表达了一套符合中国古代社会或前革命社会运行逻辑的帝王神异观。但对三兄弟而言——这群同样经历了这段庞大的历史，甚至可能是其主力军的年轻人，却表现出极为反常的态度。是什么造成了无视？又是什么促成了“激情”？显然，上述诸多动机是难以支撑的。如果说，彼时新时期的改革举措是其时代诱因，那么这个在1980年代初尚属偏僻闭塞的弹丸之地何来春风可享？三兄弟延续老一辈的出海捕鱼方式更足以作为反驳，他们的激情必然与过去有关。众人是视其已尽而悲，而他们是因其未死而乐；或者说，是过去的幽灵用借尸还魂式的降临重演了这段“激情”和激情败亡的灾殃。这正应验了陈永坤关于明勤的叙述隐喻：“娒娒刚从腹肚里抱出，给日头吓着了，眼睛就撑不开了……讲伊那是眼皮给障眼鬼糊了，得在日头正的时候，把窗头布划一道开，眼睛也就撑开了。”[43]借用小说的话来说便是：“那时的障眼鬼离开了吗？抑或只是被他遗忘？”,“如果遗民意识总已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后遗民则可能变本加厉，宁愿更错置那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1]王德威在《后遗民写作》中如是说。而如果说“忘却”是以“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的方式迈向新世界的大门，那么“纪念”则是“还原历史真相而不得，终徘徊在时空余烬”的无望。由此延宕开去，倏忽千载，多少记忆在生死间蒙尘，多少逝者沦为空间与时间的“遗民”。越南共产主义革命的星星之火首先始于广州，然后才传遍整个越南大地。胡志明主席是越南最早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他早年到法国寻求救国之路，在法国期间，胡志明先是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后来参与了法国共产党的创建，成为法共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11月，胡志明化名李瑞，以共产国际东方组干部，国际农民协会主席团委员的身份来到广州。他公开的身份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实际上则担负着共产国际在东南亚发展革命的重任。查找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3月4日的新闻，只有题为“러바오·아이바오커플， 연수비자 받고 왔어요（乐宝·爱宝熊猫夫妻得到研修签证来韩）”的一篇报道与熊猫有关，但是文中没有任何武则天赠送熊猫给日本的内容（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19670406）。反倒是在当天《中央日报》（中文版）网站中找到了一篇题为“公元685年武则天向日本送出熊猫为‘熊猫外交’起源”的报道，文中提到：“中国的‘熊猫外交’起源于公元685年唐朝的武则天向日本皇室赠送的一对熊猫”。（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3539）但是此篇报道记者徐尤振却没有在文中给出此说法的任何依据与信息来源。同样地，威蒂格也没有在卡特琳·勒格朗和她同伴们的故事中打下任何历史时期的烙印，书中没有提到德国占领法国，没有提到随着德军不断推进，大批法国人背井离乡，除了一处非常隐晦的数数暗示：“一起数数。七十一，七十二。嬷嬷是比利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