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属于政治体制，固然具有总揽全局的作用，但倒推上去，培育人才的学校才是决定变法成败的根本。所谓“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这一方面是回应自媒体和网络上频频传出的关于越南是否会被和平演变的担忧，以这次寓意深刻行程向中方表明越南在他的领导下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从而使中方放心。但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更看到蛮话人生存姿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诸如“香字辈”姊妹、女子械斗队等众多女性群像搭建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又如早餐店主、油条摊主、“垃圾”所遭遇的谣言风波，还有计划生育出逃女人、佛教徒、做会钱人、东湾生意人等对宗教赎罪、寄托与供养的执念，以及修车师傅、缝纫铺老板娘、离乡之人等对时空消逝、无处还乡的缅怀与困顿……这些行为并不来源于女性主义、权力话语、罪与罚等自西方传入的“现代性”，而恰恰生长于最原始、野蛮、混沌和非理性的本土生命力；同样，他们“众声喧哗”的行为也并不取材于“后现代”对多元化的要求，而是随情而抒，感念而发。因此，声音的驳杂反倒用最质朴、偏僻和边缘的风滩渔村向我们提出文明的诘问：对生命真相的发掘究竟需要我们不断建构“现代性”的想象，抑或重新回归乡土，去聆听扎根土地深处的回声？,做说客非梁启超所长，何况其间有各种实在的利益关系，亦非言辞所能改变。而梁此次南下，本是到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女学堂随后的筹办、开张，他已不在现场。尽管如此，论及梁启超对创建中国女学堂的贡献，经元善衷心推服的“撰公启、定章程、倡捐助，皆出孝廉大手笔，文理密察，学有本原”，确可称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