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不同的人的激情所在，本身就是再造职业隔离的重要场所：什么“适合”我们、让我们兴奋并“养活我们的灵魂”并不是随机决定的。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一个人对什么有热情不完全是特异性的。我们的激情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反映的是我们对自身所持有的一套复杂的信念。尽管这些自我概念在我们看来真实且异于常人，但它们深深地被我们的社会环境塑造——我们所接触到的东西，以及基于我们的行为、能力和兴趣所产生的自我期望。我们的社会经济背景，连同性别和种族/族裔背景，也影响着我们认为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因此，当求职者追随他们的激情时，他们往往会强化基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职业隔离模式。与竺可桢先前的研究相比，这篇文章有两个主要特色。首先，正如其题目所示，《波动》的研究范围大为扩大。在先前的研究中，竺可桢虽然也频繁引用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对比，但论述主体还是对中国历史上温度或旱涝情形的复原。在《波动》中，受国际学界最新动向的启发，竺氏征引外文文献29种，对北欧、西欧、俄罗斯、埃及、美洲、印度、日本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了回顾，涉及冰川和雪线进退、氧十八同位素、植被演替、河湖水位、树木年轮、历史文献等多种气候代用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已年过七旬、公务缠身的竺可桢仍然保持着极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对国际学术的高度敏感。其次，在尽全罗列各国研究的基础之上，竺可桢以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地解释了物候法的原理和优势。他提出，物候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门知识”“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因此中国的物候记载“为世界各国所无，这是优越点”；而在其他的重建材料上，当时的中国并不占据优势。这是竺可桢在广泛对比世界各国的情形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结合中国的史料特征与当时的实际条件所做出的准确判断。至此，竺可桢的历史气候研究思想已经非常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