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一个95后文学新生代，郑恩柏的首部作品《蛮与痴》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譬如措辞和结构稍显刻意、缺乏一定的留白等等。但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学市场化和文学退潮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身处城市的他依然用童年的故乡和纯文学的写作姿态抵御着时代的泥沙，去书写那些即将或已然被忘却的乡土，去忠实于最真实的、最底层的生命经验。这些潮湿深处的呢喃也如黄钟大吕，向如今的文学界提出新的挑战：乡土文学该往何处去？那些乡土和乡土的遗民又该以何种方式被纪念？郑恩柏说，权且将这部作品称为“后乡土文学”吧。在“后”学盛行且蔓延的今天，我们希望乡土文学也能迎来新生。祝福并期待他的新作。其实，回到竺可桢生活的年代来看，这一问题很容易理解。在《初步研究》的写作年代，“举例”式论证仍然是非常流行的论文写作方法。从《竺可桢日记》留下的零星摘录来看，竺可桢收集的、用于得出结论的史料要远多于他在《初步研究》中所列出的材料。倘若他将这些材料一一列举入文中，《初步研究》将进一步超出现在业已偏长的二万六千字的篇幅。正是这样一种“博观”的研究方式与“约取”的写作风格之间的差异，造成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后来的历史气候研究普遍采用“前期数据库建设-（准）量化分析-分析结果论证”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