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在未来某一天，先生和我将会各自和两个孩子说些什么。我不确定我们故事中哪些部分，会被我俩各自择取、删节，哪些会被我们打乱顺序、重新排列后生成最终版本—虽然对声音的择取、重新排列和编辑，大概最确切地概括了我先生和我的工作。但孩子们会提问，因为提问恰恰是孩童的习惯。我们将不得不为他们讲述故事的开头、中间和结尾。我们将不得不为他们提供一个答案，为他们讲述一个有模有样的故事。黄晓丹：我觉得传统评价体系的影响更多是在李陵、吴梅村自己的心灵上。他们是在生前就受到了心灵的鞭挞，也许也以为后世人们将永远这样鞭挞他们。在欧阳修和文天祥那里，我感到很多“表里俱澄澈”的瞬间。也就是说，在那些时候，他们不但从内在认同自己，也预见了外界对自己的认同，内外一致，没有冲突，都是光明。但在李陵和吴梅村那里，没有这样的瞬间。李陵“陵虽孤恩，汉亦负德”的抗争瞬间就被“杀身无益，适足增羞”的耻感淹没。吴梅村对过去爱情的美好追忆也不停地被“竟一钱不值何须说”的自我厌恶打断。因为他们自己的内心是冲突的，我根据他们的自述材料来写，甚至对一篇诗文中相隔不远的几句话进行阐释，都会感到左右为难。耐人寻味的是，当他们死后，传统的评价体系里又有空间来同情他们，历史没有给他们太坏的评价。他们就这样被评价体系压逼、玩弄和赦免。欧阳修、文天祥的澄澈被称为“境界”，而李陵、吴梅村的冲突是“处境”。正因为我们也一样常常在冲突的处境中，才会向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