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母亲，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写到，外出归来的女儿发现母亲不在房间，询问酒店接待处的男人，得到的回答却是，“他说没见过母亲，甚至表示我预订的是一人入住，不是两个人”。联系关于“原画复现”的对话最后，女儿告诉母亲“最好不要相信自己读到的任何东西”，这段与母亲共度的旅程或许是这位写作者虚构出来的。以此来讲，成年之后未曾与母亲相伴的写作者，察觉到他人留存在自己身上的那些印记唯独没有来自母亲的，便在笔下创作出一个时刻包容自己的母亲，“母亲最后现身时，也像一道幻影。她的羽绒夹克拉链拉到下巴，呼出的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化成一团白雾，好似一个消失的幽灵”。水仙[Narcissus]作为一种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植物符号，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在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中，苏丽珍的一件旗袍上印有黄水仙[daffodil]，这一设计不仅是对角色情感的隐喻，更是对艺术史中的水仙图像的呼应。本文以旗袍上的水仙图案作为切入点，结合艺术史中的经典绘画作品，探讨水仙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多重内涵及其图像学意义。现存中国古籍中几乎没有找到用“白熊”来称呼熊猫的案例。而“白熊”作为熊猫的别称之一，是迟至民国时期才出现。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对于熊猫的认识其实并不清楚。1934年，刘虎如在《动物地理学》杂志中提到，川藏地区的东部森林中生活着一种“杂色熊（Aeluropus melanolencus）”的动物，这里的“杂色熊”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大熊猫。之后，李慨士在翻译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的著作时，将“Panda”一词翻译成为“猫熊”，并将其比定为中国古籍中的生物“罴（Aeluropus melanoleuc）”，（李慨士《中国西部动物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不过当时在中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