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既披黄巾，毛色不免带橘，且叫它大橘。大橘有神通，能变化，老司机开重卡，专偷土地爷的大牲畜。费长房后失神符，为众鬼所杀。如此说来，书生也俨然一鬼。猫鬼之名，已见其端。应该说，梁启超当时虽然编写了《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对于西学知识的接受也还有限，却已经常运用到文章中，使其论说面目一新。如论女性无业，开头即引用“公理家之言”：“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随后的论述便借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阐发的“生利”与“分利”说展开，断言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论胎教又以长注的形式，引用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生物遗传学说。而李书刊行于1894年，严译成稿于1896年，对于梁启超来说，都是世界最新学说，足见其吸收与发散能力之强。以此科学新说为支撑，梁启超的《论女学》也具有了充沛的理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