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此前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有很大不同，一向为梁启超看重的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职业问题不仅在这里没有提及，而且，女性在此也主要不是作为受教育者，而是作为施教者得到尊重，其身份因此只是单纯的母亲。不过，此处所说的“母亲”固然以生育与照护子女为天职，但梁启超更想凸显的是其对于子女精神、人格的塑造。或者可以说，在他看来，女子教育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培养出的是家庭教育的实施者。梁启超有一段话讲得很明白：,回顾此一说法的形成过程，除了相关学者对于古文理解能力的不足以及考证的欠缺，媒体的刻意渲染与传播在其中也发挥相当的作用。更有甚者，一些媒体报道以此为基础，大肆发挥想象力，捏造出“公元685年9月18日巳时，武则天命令长安宫廷卫队和驯兽人簇拥着两只宽敞高大、披红戴花的兽笼，乘着驿站快车，从长安出发，向东疾驶，到扬州登上海船，随同日本遣唐使前往日本”的故事（https://www.sohu.com/a/397503751_120689975），实在是令人感到荒唐可笑。面对这朴实而简洁的常识比较，任何“古兰”与“今兰”即兰草与兰花为一种的说法都无法争辩，难以立足。清人王士雄《温热经纬》说：“《离骚》之兰，即《本草》之兰，皆非今之兰花，前人辨之已极明确，不必致疑矣。”这是我们可以首先明确而必须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