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公职人员……发表的“毫无证据”的言论和采取的“毫无证据”的行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这是本书最初的灵感来源。黄晓丹：《诗人十四个》比较符合你说的这种写法，但《九诗心》不是。《九诗心》每章在导语之后的正文部分不是发散的，而是内聚的，内聚才能往深里走，有时候我为了避免发散，连我要写的这个诗人自身的枝蔓都尽量砍掉。《诗人十四个》出版时，腰封上有一句话“以现代心理学视角解读古代诗人”，这句话至今让我不安。我觉得这句话只能是个营销幌子。如果真要走这条路是不通的。学科之间得有界线，不能用信息的炫目代替对术业精深的追求。后来我写《九诗心》时，决定研究方法的主体是古代文学学科的传统方法，如文献、史料、校勘、评论、文本分析等，绝不随意使用心理学概念。又如，当女子械斗队长谈及永忠抢了她们风头：“那暝过后，大家统讲永忠了不起，冇一个人记得我们女子军”“呵呵，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是讲永忠厉害”“早早个就冇人记得我们做过何物事了”“那暝过后，大家统在讲永忠多厉害”[19]。这一系列重复性的表述作为话语标记，不仅将历史切割为前/后械斗的二元时空，更通过记忆的反复使“那暝”成为被浓缩和凝固的史诗现场。透过女子械斗队长切割时序的叙述方式，读者并不难发现被压抑的女性主体气概、造反批斗和她口中“赢”的欲望达成了同构，历史的言说方式便从各类语录、主义或信仰的标榜中抽离出来。然而，历史远非如此简单：如果她确信一切只是欲望作祟，又何以坚信“老娘客可以顶半边天”的箴言？如果她始终确信妇女的主体性，又何必如此在意永忠“篡夺”的嘉许？这些内在的症结反映的正是历史言说的困境：被压抑的记忆既渴求通过言说确证自身在场，又无可避免地陷入修辞陷阱，其吊诡性在于叙述者试图解构权力话语的同时，其语言肌理已悄然复现了权力结构的纹路。宋代绘画中描绘女性露出胸膛给婴儿哺乳的场面并不罕见，不过如此近距离地展现给陌生男性的却不多。北京本虽没有对哺乳的直接描写，但也有明确暗示。抱着婴儿向货郎担走去的母亲，衣襟披散在两边，把抹胸完全显露出来。肩头的婴儿吮吸着手指，正是饿了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