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叶生长于北京而居留于上海，既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士（有个人的趣味），又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识人物（有个人的立场）。他除了矻矻于开辟修辞学的立异之境，还能孜孜于领受社会学的临危之命，故而写作于他，既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才气漫溢，又是一种由外而内的痛点转移。写作即生活，文学即人学。所以木叶总是一边盘问自我，一边盘问现实，这让他的新诗同时获具了超验性和介入性——自我变成了他者（自我的客体化），他者变成了自我（他者的主体化）。而在超验性与介入性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换言之，他早已将两重乃至多重敏感锻铸为一颗合金灵魂。木叶的新诗奇妙地重组了忧患心、自由度和音乐感，因而，他即将或已经响应了海子的衷怀:“用幸福也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这个家乡既非上海，亦非北京，而竟然是指汉语和生命的某个高海拔。李嵩是南宋人，画家。他年少时曾经做过木工，但并不喜欢这份职业，后来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继承了养父宫廷画家的事业。按照康爱德和石美玉的指认，几个月前，这份章程还没完成，让她们反感的前后两条文字尚未出现，“否则，我们不会允许我们的名字被作为拟聘教习写入”。由此说明，这两段文字可能是吸收了同人意见，而非梁启超初稿所有。二人认同的是“宗教自由”。所以，她们明确反对在中国女学堂内“供奉至圣先师神位”。28.参见刘小京：《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以苍南县江南地区为个案》，载《中国农村观察》1993年第5期，第4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