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男性形象在卡耶博特的绘画中挥之不去。在他那昂贵的公寓中，他以俯瞰的视角描绘巴黎，如同一位单身的富有绅士——像他自己一样——从阳台探身而出，注视着笔直延伸的林荫大道，而阳台上蜿蜒的铁艺栏杆则与这几何秩序形成诗意对比。阳台上的男子成为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优雅的构图展现了富裕阶层的男性俯瞰着都市风景，似乎掌控一切，却又从公共领域退缩到19世纪资产阶级的私人世界。在阳台上，他们介于二者之间。有不少读者认为，贾母这番话是有所指的，说的就是林黛玉。其实倒不见得是这样，贾母看尽世情百态，对人的心态是很包容的。这里她就是有感而发，直言了她对《西厢记》这类文学作品的看法，这也是当时社会流行的关于女性的道德标准。还在《论女学》发表之前，梁启超先已在《时务报》刊出《记江西康女士》一文，记述江西九江的孤儿康爱德因被美国女士昊格矩收养，带去美国读书，修习医科。大学毕业时，与同学、湖北黄梅人石美玉同获头等文凭，为中国人扬眉吐气。梁启超借康爱德讲述了一个相当动人的励志故事，其中的要点在于，现代教育可以改变中国女性的命运。随后，《论女学》也理所当然地以二人为范例，鼓励女子向学：“而吾中国之女子，游学异国，成学而归者，若吾向者所闻康爱德氏、石美玉氏，虽西域耆宿，犹歆誉之。然则妇人岂生而不能学耶？”既然出身贫贱、才智平常的康爱德也能够学业优异，载誉归国，那么，二万万中国女性俱可成才即为必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