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选择是竺可桢能充分利用手头资料，对五千年进行贯穿研究的重要前提。相比于温度，降水的区域差异性很大。中国历史时期含有气候信息的记载虽多，但分别到各个时期却未必充分，而且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如汉代南方记载非常稀少，北宋时开封附近的记载会更详细，而明代时北京与江南的记载数量会更多。因为不同地区温度变化的一致性较强，各区记载可以相互补充，就可以将不同时代各个区域的记载同时利用起来，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卷。不仅如此，竺氏甚至还可以将重建结果与北欧的冷暖变化进行对比。反过来，倘若他在写作时选择降水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会很难获得一个区域全部时段的研究资料，即使勉强在三百或五百年的时段里完成了重建，也很难用国外降水重建成果进行对比验证，文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1891年，艺术评论家和“扶手椅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罗斯金在《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中提出了“一时之书”（books of the hour）与“永世之书”（books of all time）两个概念，当然，他指出两者只有种类上的区别，并无质量上的差异，因为一时之书和永世之书皆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