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回到竺可桢生活的年代来看，这一问题很容易理解。在《初步研究》的写作年代，“举例”式论证仍然是非常流行的论文写作方法。从《竺可桢日记》留下的零星摘录来看，竺可桢收集的、用于得出结论的史料要远多于他在《初步研究》中所列出的材料。倘若他将这些材料一一列举入文中，《初步研究》将进一步超出现在业已偏长的二万六千字的篇幅。正是这样一种“博观”的研究方式与“约取”的写作风格之间的差异，造成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后来的历史气候研究普遍采用“前期数据库建设-（准）量化分析-分析结果论证”的模式。动机性制造是指证据最初产生的方式，即证据的制造。尽管有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手持放大镜的形象，但我们使用的大部分证据并不是坐等着被我们发现。恰恰相反，证据往往是有动机的当事人制造或创造的，他们对看似基于证据的结果抱着特定的偏好。这在法庭审判中最为明显，所有证据不是由控方就是由辩方提供的。但这种现象在法庭之外也一样存在。因此我停止了调查，不再假装自己是个生活养尊处优、有闲心去质疑企业道德伦理的大小姐——我签了合同。我不太清楚先生加入项目的缘由是什么，在几乎和我相同的时间，他也签了合同：对我来说，他当时仅仅是个专长声音认知研究的陌生人，还未成为我的先生或者孩子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