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从《变法通议·论女学》开始，梁启超对女性的才能一向看好，认为男女之间出现差别与智力无关，关键只在教育。因此，“求受同等教育”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地位的根基与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主张倒是与女权运动者反对两性差别教育、要求知识平等的诉求吻合。因为这种“冒犯的力量”自《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使“传者无不笑之”后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我在文中说“李清照经历了三次解放：第一次是乱离，第二次是丧失，第三次是污名”。我认李清照中年之后的生活即是一个“解放”的过程，而污名正是第三次解放的机缘。我从李清照身上看到了，也认为现代社会中，女性也往往面临污名的压力，但那也可能成为释放生命力、获得进一步成长的机缘。他总是打我们的主意。可能我们越想越觉得他比我们聪明。也可能我们对自己拥有并向他人展示的身外之物有更深的羁绊和自豪感。将看似永恒的事物据为己有，这给了我们一种永恒感。我们因为自己拥有的外物而获得永生之感，鼹鼠却闯了进来，破坏了这一切，夺走我们的财产，挑战了我们内心深处埋藏的某种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