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我冷得像只蜘蛛。天色还很暗。也许我年纪太大了，已承受不了这样的晨气，但睡眠与我情缘已了。我已永远失去了她。她将我这样的老人拒之门外。网上说这是因为环境里的化学毒素让我的松果腺钙化。就是这么回事，网上说。汞啊，钙啊，氟化物之类。还说我需要服用更多的化学物质来排毒。又给我开了姜黄做药方。除了叉烧和烧肉，那盒饭还要淋上烧腊店里特有的酱汁才好吃，与潮州卤水又不同，非常特别，太甜太咸都是禁忌，一超过后即刻作废。从哈佛大学留学归国之初，中国不仅没有历史气候研究的基础和条件，甚至连气象与气候学都需要从头开始建设。此时，竺可桢做的更多的是对国外学界的翻译、引入和模仿，但他并非生搬硬套、而是根据研究实际有所扬弃；并在此时就开始对中国的学科建设进行长远规划。他曾经感叹道：“翻译时代”也是科学进化必经的路程，但“科学是国际的，不是欧美所专有的”，“中国若是要在科学上有所建白，必须从研究入手”，“不久希望科学也能说中国话了”。（《竺可桢文集》1930年8月12日）而到了晚年，在中国学科建设已稍有成就、且中外正常学术交流受阻的情形下，他却又反过来不愿意放弃对海外学界动态的关注和全球比较的研究视野。借用气候史学者弗莱明（Fleming）的评论，在这一百年的尺度上，虽然气候变化研究观点的更新速度比全球变暖本身的速度还要快，气候问题与社会宣传、政治博弈的关系也彼此纠缠；但剥开时代缠绕其上的层层外衣，竺可桢的气候变化研究生涯中不变的核心是求实，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是他在研究中对于古和今、中和外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且更加需要纪念竺可桢和他的《初步研究》。在关联主义的哲学叙述中，“世界”是主体-对象的二元结构的意义空间，但这个空间并不是被给予的，而是（人类）主体将其想象的赋予意义之能力及其实现外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对象处于看似客观化的意义系统中，而这个系统（世界）是人类心意能力的高定包装。如果上述断言成立的话，那么就像大数据平台，人类总会在世界的代码中留存后门。已经过气的《神盾局特工第四季》后半部就都在讲述这个故事：集结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和生物打印技术的安卓人艾达，与人类科学家一起在追求“超人类”（不死不灭）的过程中创造了虚拟世界“框架”，然后将主角们囚禁在其中。结局似乎无法避免地实现了：主角们通过预先设置的后门逃离了“框架”，而安卓人艾达终究无法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