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最美的，倒是中国东北的五常米，这是米的原形吧，种子传到日本去。从前没人留意，是品质不佳之故，当今有心人用回古法种植，做成“天地道”牌子出售，这是天下特别好的白米之一。“如果遗民意识总已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后遗民则可能变本加厉，宁愿更错置那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1]王德威在《后遗民写作》中如是说。而如果说“忘却”是以“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的方式迈向新世界的大门，那么“纪念”则是“还原历史真相而不得，终徘徊在时空余烬”的无望。由此延宕开去，倏忽千载，多少记忆在生死间蒙尘，多少逝者沦为空间与时间的“遗民”。虽然在盛宣怀处未有收获，梁启超到武汉拜谒湖广总督张之洞时，倒是颇受鼓舞。其不失时机地宣说女学堂由经元善主持，“实可望致大成”，极得张氏“赏扬”，“且言宜分立一小女学堂于武昌”，当与盛宣怀“联衔入告”。梁启超将此情转告盛氏之际，也认为：“此事若得两公大力为登高之呼，则风气之开指日可待。”不过，梁氏毕竟是书生，口头的应允总比固定的拨款容易做到，因而梁的关说，成效也就有限。……将激情作为个人职业决策的指导，可以强化职业追求者的原生社会经济地位。由于追求激情往往需要做出牺牲，追随激情可能是一条通往不稳定工作的道路，特别是对那些缺乏安全网和跳板的工人阶级求职者来说——而他们更有特权的同伴却拥有安全网和跳板。同时，那些将经济优势或就业安全置于其激情之上的人，往往会看到他们的决定在道德上被同龄人和整个流行文化贬低。作为一种意义的创造模式，激情原则与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观点纠缠在一起，这些观点将自己的经济命运归咎于个人，并可能助长对扩大社会保障举措的抵制，如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障。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想劳动者特质，激情原则可能会煽动劳动者对其工作做出个人承诺，甚至为剥削劳动提供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