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的村子位于重庆长寿区洪湖镇凤凰湾，离主城自驾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坐长途大巴车则更久。大巴车只把我们送到山脚下，下了大巴车，我们还需要步行或坐摩托车上山。西方女子教育的示范作用固然没有改变，但《倡设女学堂启》的言辞之间，已尽见“礼失求诸野”的意味。始则曰：“泰西女学骈阗都鄙，业医课蒙，专于女师。虽在绝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遗，女学之功，盛于时矣。”这里是说，西方的女学恍如我们远古先王之制的遗存。即便后文盛赞美国的男女平权、日本的女学遍布，以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却还是要强调：“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以此，中国女学堂的取法对象也势必由单一的西方，变而为兼祧中西，此即公启中为学堂定位的名言：,没人知晓时间以何种方式流逝，没人知晓时间流逝到何方。只是有一天男孩八岁了，一下子又九岁了，之后女孩也过五岁了。两人开始上同一所公立小学。他们之前遇到的很多小小的陌生人，现在都变成了他们的朋友。又如，当女子械斗队长谈及永忠抢了她们风头：“那暝过后，大家统讲永忠了不起，冇一个人记得我们女子军”“呵呵，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是讲永忠厉害”“早早个就冇人记得我们做过何物事了”“那暝过后，大家统在讲永忠多厉害”[19]。这一系列重复性的表述作为话语标记，不仅将历史切割为前/后械斗的二元时空，更通过记忆的反复使“那暝”成为被浓缩和凝固的史诗现场。透过女子械斗队长切割时序的叙述方式，读者并不难发现被压抑的女性主体气概、造反批斗和她口中“赢”的欲望达成了同构，历史的言说方式便从各类语录、主义或信仰的标榜中抽离出来。然而，历史远非如此简单：如果她确信一切只是欲望作祟，又何以坚信“老娘客可以顶半边天”的箴言？如果她始终确信妇女的主体性，又何必如此在意永忠“篡夺”的嘉许？这些内在的症结反映的正是历史言说的困境：被压抑的记忆既渴求通过言说确证自身在场，又无可避免地陷入修辞陷阱，其吊诡性在于叙述者试图解构权力话语的同时，其语言肌理已悄然复现了权力结构的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