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梁启超当时虽然编写了《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对于西学知识的接受也还有限，却已经常运用到文章中，使其论说面目一新。如论女性无业，开头即引用“公理家之言”：“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随后的论述便借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阐发的“生利”与“分利”说展开，断言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论胎教又以长注的形式，引用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生物遗传学说。而李书刊行于1894年，严译成稿于1896年，对于梁启超来说，都是世界最新学说，足见其吸收与发散能力之强。以此科学新说为支撑，梁启超的《论女学》也具有了充沛的理论力量。又如，在第一部的《阿妈》中春香作为阿妈的姊妹首次出现；在《陈细香》中，春香的形象日渐丰满，她“不论何物事统不肯输人”，“胆大、奇怪、泼辣”，但“嫁人以后就再冇走归过”，阿爷阿奶走了“连声音也冇”，后来“变了很多，话少了，声音也矮了”[8]；《陈明胜》填补了“冇走归过”的原因，春香“也晓得阿妈心里苦”，但“阿妈心里冇点点伊”，“心也真真狠”[9]；而到了《某佛教徒》，借着瑞安人对阿青师父童年玩伴的寻找，春香以一个沉默的“管自个洗衣裳”的妇女形象出现，并联络起众多的姊妹。春香从他者叙述中个性鲜明的主角沦落为一个无人问津的洗衣妇，诸般苦楚并未在蛮话口述中明说，更无从透过主线发现，但当春香“讲起老早的事情，大家统眼泪汪汪”的时候，那些埋藏在内心深处对阿奶的畏惧、对伤痛的内心所作出独立的伪装、对重男轻女的怨恨、对婚姻关系中的被动和失语在一刹那得以倾泻而出。作为滇东北的第一家乡村书店，白雾书局脱胎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概念，并建立在会泽白雾村的一个废弃粮仓的基础上，“化腐朽为黄金”。在设计的过程中，刘家琨保留房子本身的夯土墙，创造性地植入竹钢结构，并且在间隙里种满爬藤植物，让建筑与自然、历史和当代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