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有意思的对话恰在朋友之间“越说越起劲”的氛围中诞生。比如11期里，余华、苏童、西川给外国文学排出了一个“4-4-2”阵型：两个前锋是《尤利西斯》和《堂吉诃德》；四个中场是《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四个后卫是 《包法利夫人》《城堡》《神曲》和《浮士德》；守门员则由《欧也妮·葛朗台》“担任”。还在《论女学》发表之前，梁启超先已在《时务报》刊出《记江西康女士》一文，记述江西九江的孤儿康爱德因被美国女士昊格矩收养，带去美国读书，修习医科。大学毕业时，与同学、湖北黄梅人石美玉同获头等文凭，为中国人扬眉吐气。梁启超借康爱德讲述了一个相当动人的励志故事，其中的要点在于，现代教育可以改变中国女性的命运。随后，《论女学》也理所当然地以二人为范例，鼓励女子向学：“而吾中国之女子，游学异国，成学而归者，若吾向者所闻康爱德氏、石美玉氏，虽西域耆宿，犹歆誉之。然则妇人岂生而不能学耶？”既然出身贫贱、才智平常的康爱德也能够学业优异，载誉归国，那么，二万万中国女性俱可成才即为必然的结论。中年以后渐次展开的江南生活又让我联想到另一些柔软印象，是仿佛山中人家在秋天柿树下晾晒大裤衩，束腰的布带正好搭在竹竿上，柿树外当有水库长潭，水影被云气吹折过来，把两只裤筒子撇弄得一笔一笔 ；或者晒在竿上的染丝、团在篮上的面线，恍是张萱捣练，周昉写唐；又像闰土抡叉，老蒲拨扇，要写下什么山间故事，又一次次欲言不成句，而禅机已证，天心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