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在第一部的《阿妈》中春香作为阿妈的姊妹首次出现；在《陈细香》中，春香的形象日渐丰满，她“不论何物事统不肯输人”，“胆大、奇怪、泼辣”，但“嫁人以后就再冇走归过”，阿爷阿奶走了“连声音也冇”，后来“变了很多，话少了，声音也矮了”[8]；《陈明胜》填补了“冇走归过”的原因，春香“也晓得阿妈心里苦”，但“阿妈心里冇点点伊”，“心也真真狠”[9]；而到了《某佛教徒》，借着瑞安人对阿青师父童年玩伴的寻找，春香以一个沉默的“管自个洗衣裳”的妇女形象出现，并联络起众多的姊妹。春香从他者叙述中个性鲜明的主角沦落为一个无人问津的洗衣妇，诸般苦楚并未在蛮话口述中明说，更无从透过主线发现，但当春香“讲起老早的事情，大家统眼泪汪汪”的时候，那些埋藏在内心深处对阿奶的畏惧、对伤痛的内心所作出独立的伪装、对重男轻女的怨恨、对婚姻关系中的被动和失语在一刹那得以倾泻而出。回顾此一说法的形成过程，除了相关学者对于古文理解能力的不足以及考证的欠缺，媒体的刻意渲染与传播在其中也发挥相当的作用。更有甚者，一些媒体报道以此为基础，大肆发挥想象力，捏造出“公元685年9月18日巳时，武则天命令长安宫廷卫队和驯兽人簇拥着两只宽敞高大、披红戴花的兽笼，乘着驿站快车，从长安出发，向东疾驶，到扬州登上海船，随同日本遣唐使前往日本”的故事（https://www.sohu.com/a/397503751_120689975），实在是令人感到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