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那个如戴锦华所说已然成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42]的历史，众人以哀叹或陶醉的方式，表达了一套符合中国古代社会或前革命社会运行逻辑的帝王神异观。但对三兄弟而言——这群同样经历了这段庞大的历史，甚至可能是其主力军的年轻人，却表现出极为反常的态度。是什么造成了无视？又是什么促成了“激情”？显然，上述诸多动机是难以支撑的。如果说，彼时新时期的改革举措是其时代诱因，那么这个在1980年代初尚属偏僻闭塞的弹丸之地何来春风可享？三兄弟延续老一辈的出海捕鱼方式更足以作为反驳，他们的激情必然与过去有关。众人是视其已尽而悲，而他们是因其未死而乐；或者说，是过去的幽灵用借尸还魂式的降临重演了这段“激情”和激情败亡的灾殃。这正应验了陈永坤关于明勤的叙述隐喻：“娒娒刚从腹肚里抱出，给日头吓着了，眼睛就撑不开了……讲伊那是眼皮给障眼鬼糊了，得在日头正的时候，把窗头布划一道开，眼睛也就撑开了。”[43]借用小说的话来说便是：“那时的障眼鬼离开了吗？抑或只是被他遗忘？”,纽约的“富尔顿”菜市场中卖着刚炸好的鲜虾，绝对不逊色于日本人的天妇罗，比吃什么“美国早餐”好得多。和“欧陆早餐”不同，它只是加了一个炒蛋，最无吃头。当然，纽约像欧洲，不像美国，所以才有此种享受。卖的地方若只有炒蛋和面包，宁愿躲在酒店房间吃一碗即食面。第三是方式不同。《日本书纪》中记载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征讨肃慎，“献生罴二、罴皮七十枚”。在古代汉语中“献”字具有明显身份等级差异的含义，一般是指下对上的行为。如“献上、献呈、献纳、进献、贡献”等。作为日本天皇臣子与下属的越国守，自然会使用“献”字来表达其中所蕴含的君臣关系。但对于当时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并多次派遣遣唐使的日本来说将“献”字用于他们所称呼的“大国、大唐”自然是很难想象的。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赫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史》中则使用了更为平等与中性的“赠送”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