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梁启超习惯使用的极言竭论、推向极端的论述方式，也很容易招致误解。《论女学》开篇引用《孟子》“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以此倡言中国“今日之近于禽兽者，何其多也”。并且占人口一半的男子“近于禽兽者，犹或以禽兽为耻”，女子则“岂直不耻，乃群天下之人以为是固宜然耳”，梁氏因此痛心地连呼：“岂不痛哉！岂不痛哉！”这一将女性类比禽兽的提法确实令人深受刺激，在现代社会已碍难接受。但返回儒家的原始语境即可知晓，人禽之别本是《孟子》讲究人格修养的要点。梁启超已注意到：“《孟子》书中言禽兽凡五”，乃是因为人“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即人格其物也”。“孟子之教，则凡以唤起人类之自觉心而已”。所以，梁启超借孟子有无教育以判别人禽之说所做的发挥，意在激起女性的羞耻心，从而积极向学，健全人格。袭人的话说得很在理，而且也很懂技巧，并没有把矛头单单指向林黛玉，她把薛宝钗也捎带进来了。王夫人被袭人的深明大义彻底感动了，感动得哭了。宝玉是她最疼爱的儿子，但她其实也很清楚，这孩子离经叛道不循常理，将来要是考不上科举，真说不好是什么前途。要再出点别的什么坏事，弄不好会被贾政彻底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