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金乡区石坪乡内岙村联合炎亭镇东沙村，与石坪乡外岙村和炎亭镇西沙村发生了一场械斗，双方共烧毁渔船5只，民房18间，捣毁民房19间。宗族械斗的直接起因从为宣泄和炫耀本姓的实力的宗族利益，转向个人间的琐事细故[27]；《蛮与痴》的故事背景当发生于该时该地。然而，这些资料至今仍完好无损地存留于《苍南县志》、《平阳县志》各有关分志稿本中[28]，这似乎与小说开篇（即伪访谈稿序）所谓“曾经存放于政府档案室里的纸面资料，也早已全部消逝在2006年桑美台风哀嚎式的回旋中”大相径庭。我们固然无法忽视作者回避现实瓜葛以及小说本身虚构性的要求，但作者何必执意改写现实，以强调文献的既逝，或历史的既逝？随之，这段械斗的历史便不再仅仅因为文本的丧失而获得话语的鲜活，而承受着鬼魅的附身——它注定要“死亡”，也正是它的“死亡”，为那些未被收录的、漂浮在台风里的个体悲鸣与暴力开辟了一条重返现场的幽冥通道——历史本是怪兽的化身。在这四个阶段中，“物候时期”是竺可桢论证最多、篇幅最长的一段。这一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气候学影响很大，至今仍然是明代以前历史温度重建的主要方法。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世界范围内勒华拉杜里（Ladurie）、普菲斯特（Pfister）等也在采用物候方法进行历史气候研究，但是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更加晚近、记载更为集中、区域也往往较小。在两千年甚至更长尺度上、在大范围的区域内、利用不同来源的史料根据物候方法进行冷暖重建，仍然是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特色所在。这也是为什么，不甘于沦为观察对象的女孩多次追问漫画家会怎样创作关于这里的经历，她甚至主动想象画家笔下的世界，以此来反抗这种身份带来的不平等，争夺自己在创作者笔下的位置。无论如何，漫画家最终都要带着他的故事离开，联想23年前抛下自己和母亲离开束草的法国男人，过去与当下的重叠加深了女孩抗争背后的愤怒，“他没有权利离开。没有权利带着他的故事离开。没有权利去世界另一端展示那个故事。他没有权利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让我的故事在岩石上干涸”。小说最后，当漫画家离开之前问到可以做什么来向女孩表示感谢时，女孩要求漫画家尝尝自己做的菜。在多次拒绝尝试女孩的料理后，如今他必须吃下这道危险的河豚刺身，这是女孩最直接的反抗：你带走这里的故事，也必须吞下并成为这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