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乡的女同学们，此时或许正带着精致的妆容，身穿时髦的裙衫，脚踩高跟鞋，坐在环境优雅的咖啡厅里望向窗外的绿植。而我，皮肤黝黑，双手粗糙，身穿朋友送的旧衣服，脚上的旧鞋子沾满泥巴，口袋里没有钱。例如，第一部的《阿妈》让阿青以阿妈童年玩伴的身份首次出现，并简要地概述了她的经历，“伊是跟拉胡琴的阿爸来的。那几日伊就住我们处里，赖尾生病了，又给那些事情弄得走不掉，就在风滩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但是后来搬阿叔处里去了”[5]；直到第三部的《某佛教徒》，阿青的悲惨身世才得以呈现，“是食百家饭大的”，“伊阿爸对伊冇点疼惜”，“碰到主人家阿妈对伊好点的，伊就黏热受不了，真真想认那些主人家当阿妈”[6]；通过“冥婚事件”的铺垫，结尾的《阿妈》终于道出了对阿青迟到的歉疚。在不同声音指认中，阿青的形象在他者的脑海中经历了“主动回避”“同情”和“歉疚”的流变历程，但对阿青自己而言，她早已忘却了“冥婚事件”发生的地名，也不懂得蛮话，“就晓得当时认识的姊妹”[7]。换言之，她的“悲惨”只能经由他人说出，而对于自己的命运，她只能“选择性回避”或“创伤性遗忘”。进入民国，梁启超起初在北洋政府担任的职务不出司法与财政两端，和教育没有直接关系。直到1917年底退出官场，特别是1920年3月欧游归来，转向著述与讲学，女子教育才重新回到其视野。